日前，美国众议院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中关系的大局于不顾，通过了所谓重申《与台湾关系法》承诺的两院共同决议案，捏造中国军事威胁，鼓吹对台军售和提升美台军事关系。这种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令中国人民非常愤慨，也使人们对美国政府挂在口头上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反对台独”的政策声明的真诚性产生严重怀疑。因为人们注意到，这并非是一个偶然事态。

　　最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颇令人关注，主要缘于美国政府明里暗里在台湾问题上上下其手，导演了一系列颇具挑衅意味的事态：先是白宫发言人对陈水扁的“5·20”演说给予肯定与赞赏；同日，众议院更是通过了一项《2005财年国防授权法》，授权五角大楼可以派将军级军官或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访台，“以增强台防卫大陆的能力”；不久后美政府又允许吕秀莲招摇过境，而陈水扁的过境安排也正在策划之中。

　　近期五角大楼不仅在台海周边搞了多次军演；在“验证紧急反应计划”名义下，美七大航母战斗群即将麇集于西太平洋。美国国防部最近发表的2004年《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则再次夸大中国的军力和威胁，并以此诱迫台湾以高达180多亿美元的巨资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人们还注意到，美国正大肆扩建关岛基地，以增加部署巡航导弹、隐形轰炸机、核动力攻击潜艇、甚至一支航母战斗群……美国防部官员直言不讳地称，这些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对付中国……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台湾海峡”。不久前，美国不仅支持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现在还要支持其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永久观察员……美国的种种言行已完全戳穿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伪善性，美国的政要现已将“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和“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完全口号化，空洞化，根本不准备付诸实行，而只是将其作为搪塞中国人民的一个高调，空口唱唱而已。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台独势力的怂恿与支持则是既见诸言又付诸行的，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都是每况愈上，于今为甚，限制向台出售武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中早已被视若一张废纸，丢进了字纸缕。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不友好举动颇令中国老百姓费解，因为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一贯奉行的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友好合作政策：中国从未有过任何冒犯美国的举动，从未威胁过美国的安全利益，然而换来的却是无辜地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坚持在我近海进行海空侦察并撞毁我军机，美国政府不仅连年指责我人权纪录，还不时干涉我香港与西藏事务，并一再放言不会放弃“协防台湾”……如此等等。因此，中国人民在感到愤慨的同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质问：中国怎么得罪美国了？美国为什么如此以怨报德，要无辜伤害一个愿意与之和平友好相处的中国？这是为什么？毛主席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美国这样做亦必是事出有因的。因此就有必要探究美国总的外交政策的依据，尤其是其敌友观的根据何在。这就要先从美国的国家目标说起，因为一国的外交政策总是要直接地服从并服务于其最高国家目标，外交不过是实现最高国家目标的一个工具而已。

　　什么是美国的最高国家目标呢？布什政府在上台第一年公布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两大目标：其一是美国要大力向全世界推行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其二是防止任何大国崛起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前者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后者则关系到美国在世界的霸权。报告的一个主旨就是美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在这两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其实，那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即肇因于此。美苏两国在二战中本是反法西斯的盟友，然而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即翻脸将苏联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敌，究其原因也不外这么两点：一是意识形态不同，苏联实行的是不同于美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杜鲁门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苏联必然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于是美国便以苏联威胁为借口挑起了那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不惜将全世界都置于蘑菇云的阴影之下。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地摆明了“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另一种就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对苏遏制政策的始作俑者、美国外交官凯南后来曾撰文承认，“我认为当时苏联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构成对我们的军事威胁……单战后重建就明显需要几年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然而，就因为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美国人的眼里它就成了一个“邪恶帝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戴蒙德在冷战结束后总结说，这是“民主制赢得了冷战的这场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20世纪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大决战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唯一可持续的国家富强模式——自由、民主和企业自由精神——而告终。”由此可知，意识形态一向是美国判定敌友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因此，尽管苏联和东欧崩溃了，冷战结束了，遗憾的是冷战思维却没有随之从美国决策者们的头脑中消散。他们像唐吉柯德一样在幻想中寻找新的敌人，于是便将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锁定为潜在对手。布什总统一上台便公开宣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非是“战略合作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并公然声称美国将“尽其所能地协防台湾”。就在南海撞机事件解决之后和“9·11”袭击发生之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太平洋战区司令曾联袂出访澳大利亚，美澳两国当时曾拟议搞一个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美日澳韩四国安全论坛。尽管中国一向谨慎地奉行着“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和平友好的对美方针，可美国依然顾我地固守冷战思维，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仍将友好的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加以遏制。为什么？拉姆斯菲尔德在访澳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曾一语道破玄机，他说：中国奉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我们两国的制度完全不同，它将走向何方？它是否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不能不对其加以防范与遏制。从麦卡锡的反共歇斯底里，到里根将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再到美国新保守派们的顽固的反共情结，人们不难看到美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可以说，只要是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对华遏制与防范政策就不会从根本上有大的改变。因为美国的决策者们还不想摘下意识形态的眼镜来看待友好的中国。

　　如果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是美国新保守派反华的思想根源，那么确保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不受挑战，则是新保守派们对华政策的现实出发点。美国的新保守派一再宣称，冷战后美国的一大战略目标就是捍卫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建立起美国治下的和平。在美国看来，这个世界只能是美国一家独尊，君临天下，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国家与美国分庭抗礼，对其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哪怕是潜在的挑战，不论这挑战是来自俄国，欧洲，还是中国。其实，美国人的领导情结早就植根于其移民初期的宗教文化之中，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力有限而不能一展宏图，一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曾提出十四点纲领意在谋取盟主地位，惜其时机未到而壮志未酬；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得渔翁之利，发战争之财，终于确立了其世界霸主地位。此后便一心扩展霸业，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保持占优势地位的超级军事力量，以“阻止希望超越美国力量或与美国力量抗衡的潜在敌人”；“我们将保障充足的兵力，以便我们履行义务、捍卫自由。我国军队的实力将足以防止潜在的对手为赶超美国而扩充军备”。布什总统在那篇因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而闻名于世的西点军校讲话中也明确表示，“美国拥有并意欲继续保持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从而绝不允许出现一个“与之匹敌的竞争者”。

　　而美国意中所谓的“竞争者”不言自明，主要是指中国、俄罗斯，或许还有欧盟。尽管俄罗斯已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且有意回归西方文明；尽管俄目前还病后初愈，尚力不从心，但从军事力量上说，俄仍是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唯一大国。因此美国对俄一直有所戒备。

　　美国意中所防的主要对象当然还有中国。从白宫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到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再到美国国会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报告，无一不在有意夸大中国的经济“扩张”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影响，同时编造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和邻国构成的威胁。人们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不想看到中国的强盛，更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的眼中，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必然会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尽管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过1000美元，还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尽管中国一再申明，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不会做超级大国，也绝不谋求世界霸权，这不仅是由中国平和中庸、知足常乐的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也是由新中国和平自主、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所决定的。近来，随着亚洲各国日益认识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带来的是机遇而非威胁，“中国威胁论”正日益失去其国际市场，只有美国仍在固守着其意识形态偏见与霸权心态，执意在国际舞台上独唱着“中国威胁论”而不肯退场。其实这也难怪，因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这种宗教狂热般的偏执心态是由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所决定的。似乎可以这样说，美国对外政策中表现出来的近于宗教式的善恶观与敌友观，及其自命不凡的领导情结，无不可以从其历史文化传统中寻到根源。当坐在“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到达美洲大陆时，他们便以上帝选民的身份预言道：“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美国著名作家梅尔维尔在表述美国民族史命时写道：“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注定人类的期望和伟大的事物来自我们种族：我们感到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东西，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300多年来这种天赋使命和种族优越观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象狂热的传教士一样，要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劣等”种族与文明。这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来。

　　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曾写道：“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德操，人们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美国一战时的总统威尔逊说，“美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前总统老布什在海湾战争前夕称，“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来维护世界和平并领导全世界”；而现总统小布什则也曾一度将其发动的反恐战争称作“新的十字军东征”，后虽被迫收回，但毕竟是心声的表露。从以上对美国文化传统的解读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将这场并不合法的对伊战争称之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 为什么美国硬是要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强加给阿拉伯国家了。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到处碰壁，更坏的是给对方带去种种不幸。德国学者登霍夫早就指出，“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有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向死胡同，或导致走向一系列大灾难。”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被纳入到美国决策者们的世界观与敌友观的显微镜之下加以审视。而审视者们固守冷战思维，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因此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对中国吹毛求疵，横加指责。另一方面，在美国天赋使命的宗教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保守派们，又被美国的超强国力所宠坏，养成了唯我独尊的霸道心态，难以容忍任何新的竞争者的出现。因此，他们就一再就人权问题做文章，在西藏和香港问题上说三道四，在台湾问题上更是明里暗里上下其手，试图阻挠中国走向统一与强大。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投之以桃李，而美国总是还之以荆棘的一个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