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早间6点20分，杜润生杜老走了。

当今中国能被尊称称为“杜老”的，大致有三个人：一曰杜润生，二曰杜导正，三曰杜瑞芝。其中又以杜润生年纪最大，资历最老，是三个“杜老”中的“老杜”。三个“杜老”都是改革闯将，他们之间惺惺相惜。

三年前，小杜主任走了；今天，老杜主任也离开了他打拼一生的中国农村改革事业。杜润生的离开，几乎引起所有参与过改革设计和攻关的学者、官员们乃至无数老百姓的哀悼。一个正部级官员的离去，引起全国范围的纪念，这种自发的规格，是罕见的。缘何如此？

一是杜老的改革贡献。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亲手推出、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是杜老的思想贡献。早在1953年，杜老在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提出要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借贷、雇工和租佃关系的“四大自由”。后来又在邓子恢的领导下，提出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改革意见。

这些关于农村改革的早期思想，在农村合作社大发展的激进岁月里，显然有一些不合时宜，因而被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杜老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也被解除。到了“文革”中杜润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被视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杜老也对农村问题念念不忘。

文革后杜老带领中央农口提出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关键突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改革“鱼跃龙门”的一步。

退休以后的杜润生，职务退休了，思想并未退休。他多次指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后来，又加了一关：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2002年，杜老提出《关于完善民主法制的建议》，直接提出，小康社会，也应是民主社会。他说，“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这些建言，这些思想，至今仍振聋发聩。

三是杜老的政治智慧。在文革靠边的期间，杜老凤凰涅槃，练就了一套“道并行而不悖”的话语方式，使得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左右两派都欣然接受，进而推动改革的落地。万里曾由衷感慨，“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比如1980年代初期，路线斗争惯性犹在，姓私还是姓公吵得不可开交，从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搞不好就会夭折。面对这种情况，杜润生试探性提出，贫困地区要调太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太大，不如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然后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就是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从而让各界都能接受。

没有这样高超的政治智慧，没有这样的润滑剂方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便难以完成，更不要说落地了。

四是杜老的人才贡献。在中国改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杜老门生”。“杜老门生”里涌现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要领袖人物，其中既有学术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但是“杜老门生”却又不是什么山头，杜老生前从来不搞山头，他之所以门生众多，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包括在杜老身边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等，他们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教诲，在杜老身边耳濡目染，向来视杜老为“恩师”。

此外，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他们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西东大学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杜老门生”们在中央农口工作或在外地工作期间，受益于杜老营造的开放、包容、平等的氛围，成为年轻的改革者，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关键作用。这无疑是杜老的又一特殊贡献。

一个人，赢得那么多人的尊重，赢得那么多观点对立的人的尊重，一个人能够在对立的氛围中做事、做成事，而从来不是“毁誉参半”，说明这个人真正是有大智慧的。有大智慧的人，是改革的福气。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抵便是杜老这样吧！

扫描二维码，关注自由谈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