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西部时间12月2日上午11点左右，3名手持长枪的枪手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东1小时车程左右的圣贝纳迪诺一座残疾人康复中心开枪射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14人受伤，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布尔古安（Jarrod Burguan）称，有两名被怀疑为嫌犯的人在逃离后被打死，另有一名企图逃跑者被捕，但无法确认他是否枪手。

此次枪击事件，是一起恶性反社会报复暴力事件，还是如某些小道消息所言，是一起和近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有关的恐怖袭击事件，至少暂时看来“真相还要等”。但这并不妨碍政客们提及某些不出意料的话题，比如控枪。

事发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匆忙对CBS表示“应该采取措施控枪，以免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而另一名民主党名人——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党内提名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则立即在Twitter上发言，称“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枪支暴力了”。

说老生常态，是因为几乎每一次美国发生恶性枪案，“控枪”、“拥枪”两派都会在第一时间跳出来争吵一番。2013年11月康涅迭戈州新城小学枪案导致26人死亡后是如此，去年弗格森骚乱爆发后也同样是如此，去年下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控枪派”扎堆的民主党阵营和“拥枪派”集中的共和党阵营照例“互撕”了一番，然后一切还是照旧。

这次圣贝纳迪诺枪案刚刚发生，真相尚未大白，“控枪派”已稳稳抢到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慷慨陈词了一番无论枪案动机为何都不会错的控枪高论。可以想见，“拥枪派”同样会后发制人地占据有利地形还以颜色，如果这个话题明年还热，或又发生什么新的突发事件，甚至还会成为大选的“劫材”。

“控枪派”的制高点，无非认定枪支管制松懈、枪械泛滥，是美国恶性枪案频繁的罪魁祸首，认为惟有加强枪支管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隐患；而“拥枪派”的有利地形，则是反复强调个人拥枪自卫是宪法赋予每个美国公民的权力，“政府的保护不可能无时无刻不在，因此限制个人（拥枪）权力只会让社会变得更加不安全，而非相反”。

不论新城校园血案还是弗格森事件，案发后两派都更加理直气壮，结果往往一方面枪展纷纷取消，控枪提案蜂拥而出；另一方面，事发地附近枪械销售不减反增，“允许学生带枪上课”之类反提案，也随之不断涌现。

在事件真相大白前，奢谈“控枪”、“拥枪”，本身就是一种有“选举综合症发作”之嫌的政治姿态秀，于大局并无多少真正助益：即以此次枪案论，枪手究竟是情绪失控者、普通反社会人士还是职业恐怖分子？所谓“手持长枪、开枪扫射”是指半自动射击还是全自动射击？所用武器是合法购买的民用枪械，还是非法持有的军用枪械？这些问题不厘清，“枪的责任”就无从谈起——如果凶手是持一支非法持有的全自动制式武器，或如2009年“11.05”胡德堡血案那样，是职业军人持军方武器行凶，那么诸如民用半自动武器限售、禁止大容量弹匣之类“针对性措施”，实际上全然药不对症。

枪械本身是中性的，既可以成为暴力的助推器，也可能变成制止暴力的有效工具，是否控制、如何控制，本应是需要严肃、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而恶性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包括各种成因的反社会极端情绪、倾向，其最大帮凶，则是对这种情绪、倾向缺乏有效的预警预防和应急快反机制。在这些方面，美国尽管“9.11”后高度重视社会安全问题，却仍然存在许多纰漏，其它一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以美国而言，控枪最松的加州和控枪最严的纽约州近年来都发生过恶性暴力涉枪案件；以国际而论，枪支控制较松的法国，固然接连发生恶性枪案，在2012/2013年连续制订两版“世界最严控枪法律”的利比亚，照样枪杀案层出不穷。所以，如果应对反社会极端情绪、倾向的体系不健全，预警系统失灵，应急效率低下，安全漏洞迟迟不能堵塞，不论枪控是严是松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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