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外媒称，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写给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一封信将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估价10万-1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6.48万-144.72万人民币），拍卖会定于12月15日举行。

西方对毛泽东的关注，引发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再加上不久前，英国反对党工党影子大臣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引用毛主席语录内容“教训”财政大臣奥斯本之事，在英中两国引发关注。麦克唐纳引用的毛语录是，“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批评奥斯本不应将英国的资产出售给中国。

麦氏是否批评得体在此不论，但他在议会这一庄重场合，手拿共产中国前领导人的“红宝书”，引述其语录批评财政大臣的做法，连英国舆论也很惊讶。对中国民众来说，对麦氏之举除感惊讶外，可能还感觉到一种自豪和新鲜：看，毛主席语录原来影响这么大呀！

不过，如果了解毛主席语录的海外发行和传播史，对麦克唐纳的行为也不会感到唐突。工党在英国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工党今年新换的领导人据说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所以，工党某个党员藏有毛语录，对红宝书感兴趣应不奇怪。毕竟，红宝书当年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流行程度不亚于今天的一些畅销书。

观察毛语录的海外传播史，其高潮是在1966—1968年，而这段时期，正是世界左翼运动狂飙突进的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对本国政权和资本主义非常失望，他们视毛主义为灵丹妙药，渴望从中寻求答案和出路。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许多国家影响很大。文革也溢出国内，红卫兵的造反也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年轻人。

法国等西方国家，就引毛为导师，出现了本国的红卫兵运动。故在这三年，毛语录在法国再版四次，据统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以致法国最大报纸《费加罗报》2006年刊文，鼓励法国人学中文，其中一个理由是“看原版的毛泽东语录”。而在英国，现在的许多老人，在上世纪60年代正值青春，都以拥有一本毛语录为时髦。据说，伦敦最大的华人书店，就是靠卖毛语录起家的。

毛语录的另一畅销地，是第三世界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尚处于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国家和地区，以南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代表，毛的斗争精神和反抗列强的意志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的。

一些世界名流政要还成了“毛主义”的“国际粉丝”。如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等。查韦斯就是毛的崇拜者，他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毛泽东语录背诵如流，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是出自毛选第几卷。在南亚，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翻译和翻印了大量毛泽东著作。

毛语录的海外传播以文革结束分为两阶段。随着文革终结，中国最后一次发行毛语录是在1976年。但海外还在继续出版发行，不过，传播范围大大缩小，以三类人为主，一类是忠诚的毛主义者，他们人数虽少，却非常狂热，将毛著作视为革命的指导，照单全收。例如，纽约曼哈顿有一家革命书店。这里最畅销的书是英文版毛语录。

一类是对现状不满的左派。如在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就有《毛泽东语录》出售，而且据说卖得还火，销售对象不仅有台商群体和精英阶层，还有其他社会阶层。而《毛泽东语录》的出版者，就是台湾的左派，据悉民进党高层对毛语录也很熟。顺便说一下，文革时期，毛语录也曾在台湾出现，不过不是公开出版发行，而是非公开流传。

还有一类是研究者，他们研究中国问题和共产主义，少不了要读毛的书。如哈佛大学附近的几家书店里，就有毛语录的中英文本。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学者，毛的著作也都是必读书目。

当然，在海外毛语录的读者中，也包括一些右派人士以及反毛反共人士。他们也要通过毛的著作来了解毛和中国。

美国去年举办了一场名为“毛主席语录：50周年展，1964-2014”的展览，似乎要为毛语录的海外传播画上一个句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红宝书确实已经过去，但毛和他的著作并未远离我们，还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中国和世界，不管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毛去世后曾这样评价：“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

毛试图用他的哲学去改造中国乃至某种意义上去改造世界，将中国打上他的烙印，红宝书就是一个证明。它是那个狂热时代的思想见证，因此，从今天来看，毛语录不仅具有收藏价值，更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珍贵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可替代的珍贵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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