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

——3月7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大师课堂”上的演讲

张 杰

人类社会中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但是像大学这样的社会组织，非常少。它非常独特，延续千年，却又一直保持着一个辉煌而持久的社会地位。

究其根本原因，大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更重要的，它是我们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我们整个社会良心、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追求也就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大学和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大学刚从意大利发端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传承机构。到16至18世纪，在英国、德国出现了一批启蒙式的大学。到19、20世纪，大学逐渐从欧洲传到了美国。随着作为学术中心的大学的不断转移，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的学术文化传承，到后来和社会之间发生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最后变成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再看世界学术中心位置的迁移，从最早的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罗马，到后来的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又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哪个地区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水平高，它所在的地域就会变成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中国的大学带来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个机遇假如抓得好的话，有可能使一批中国大学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假如这个机遇抓不住的话，中国的大学就可能会永远停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

有些大学何以卓越

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吸引到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发，产生使学生终身受益的创新能力和智慧。

大学之所以对整个社会非常重要，在于它的本质是创新知识。因为要创新知识，所以它的核心灵魂一定是追求真理，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变成社会的创新发动机。为此，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把大学的实质、大学的组成、大学的使命讲得清清楚楚：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吸引到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发，产生使学生终身受益的创新能力和智慧。可见，创新是大学里面最重要的要素。我们找老师，一定是要有创新思维的，而最好的学生，一定是有创新潜质的学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在一起互相激励!所以，说到底，大学就是要营造一个全方位地去激励创新的氛围。唯有如此，这个大学才有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创新有多重要，我给大家看一块“他山之石”。回顾一下美国从1840年到今天的发展史，如果从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这个视角去看的话，你会发现美国主要的发展可以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这一段的发展轨迹没有太多独特之处，很多国家都走过同样的轨迹。它主要靠的是一个要素扩张的发展模式。原则上讲，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只要你的国家大、机制正确、人口多，就可以有比较大的发展。所以，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中，尽管美国的发展道路和欧洲的发展道路差不多，但是因为它的体量比欧洲许多国家大得多，所以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假如看一下美国从二战后一直到现在走过的路，这条轨迹就非常独特了。这条轨迹是由五个台阶式的增长推动而成的。它们分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航天技术革命、六七十年代的电子科技革命、七八十年代的软件技术革命、八九十年代的互联网技术革命，以及现在正在出现的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它以大数据、云计算、新制药技术为代表。这一系列技术革命推动美国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五次由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上的快速发展，都和创新有关。而这五次大的创新，又都和大学有关。这是一条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轨迹。

同样是看过去50年的发展，日本经济走过的，是一道典型的由制造业驱动的曲线。它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忽高忽低，然后一直维持在某个水平，因此日本不能被称为创新型国家。再看我国，尽管在过去30多年里，我们发展快速，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走出的也是一条由制造业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曲线。所以，中国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从现在这样一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变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这正是现在我们党和国家在极力推动、极力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中国大学应该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承担者和引领者。

根据上述这些讨论，我想一个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关键在于你创造的三大体系是否卓越。第一，大学应该是社会的创新人才的成长体系。我们常说大学要培养创新人才。这个“创新人才”不光是指学生，也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理应在大学里成长为创新的人才、未来的大师。第二，大学要成为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创新体系。这是比较显而易见的。第三，尤其对我们中国来说，比之前两者，这一点更加重要。那就是，大学应该成为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体系。在过去这十几年中，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就一直在努力着，希望自己能够转型为一个拥有上述三大卓越体系的大学。

要激发教师的尊严感

中国也可以有这样一批科学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科学追求，可以在山洞里默默无闻地奉献十年甚至几十年。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才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鼓舞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追求

曾经有一次，我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校长们在同一个会场交流，谈到了大学的管理问题。目前，一些西方大学是在用一种“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大学，强调的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但这样的一种管理方法是不是适合我们中国的大学?恐怕暂时还不太适合。

我认为，当今中国大学治理的核心是要以人为本，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管理，给每一个在大学里面的人(包括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以全面系统、持续不断的激励。但具体而言，激励这三部分人需要用三个不同的视角。对于教师而言，最重要的激励是尊严感;对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激励是自豪感;对管理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激励是成就感。这里我先谈一下如何激励教师和管理人员。

要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假如是一所新大学，直接引进世界一流的师资就可以了，但是在交大这样的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师资队伍必须在现有师资队伍的基础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呢?我们采取的办法，第一步，就是要大规模引进世界一流的师资，与此同时培养我们自己的青年教师。当这样的师资达到一定体量之后，再开始对既有的师资队伍进行激励和改革。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再对这两条不同的发展轨道进行并轨。为此，我们不仅要通过制度化的工作，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还要把我们所有的学校管理工作都融到这样一个激励机制中去。如是，我们的整个做法才会产生实效。

大家也知道，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为了能比较快速地让我们中国的研究实力被激发起来，不少大学或者研究机构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发表论文给予现金奖励的做法。我是2006年11月27日就任交大校长的，差不多我到了交大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了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发表论文的确很重要，但它其实只是你学术追求中的一个产出。假如我们将学术追求简单和现金奖励挂钩的话，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以后就会变得非常功利。与此同时，2007年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改革我们现有的考核体系，启动了国际评估。根据我们当时制定的计划，每六到七年，我们的每一个学院要经过一次国际评估，而且这个国际评估是由学校亲自主导的。到去年为止，第一轮国际评估已经完成，第二轮国际评估已经开始启动。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对考核体系的改变，可以对改变一个学校的文化、重塑这所学校的价值观和学术追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最根本的原始动力在于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所以，从2008年开始，我们又提出，交通大学的科学研究要有两个面向。第一，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第二，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当前，先进制造面临转型、能源科技面临寻找新的能源。包括海洋科技、材料科技、信息技术、转化医学、农业科技、环境科技、社会科学等领域在内，都在探索新的思路上的转变。研究这些大问题或许对于马上发表论文没有帮助，但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大学应有的学术追求。

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2008年，我们从美国马里兰大学引进了一位物理学家，叫季向东。他的科学追求是直接测量暗物质。要想测定暗物质，就必须要把宇宙射线屏蔽掉，因此，越到地下深处，条件越优越。为了找到这个理想中的实验场所，我们就一起在全国到处搜寻。后来我们在四川锦屏山找到了一个2500米深的地洞。当这个实验室开建了以后，有一次季老师跟我聊天。他说，张校长，暗物质的测量不是马上可以发表文章的，假如你支持我做了10年，我却什么结果也没有，你怎么去交待?我说，即使你带了这个20个人的团队做了10年，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我仍然觉得这对中国科学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它的贡献就在于，它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也可以有这样一批科学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科学追求，可以在山洞里默默无闻地奉献10年。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才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鼓舞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科学追求。这种没有功利目的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让管理人员也有成就感

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愿景是，大学的发展与每一位师生员工都密切相关;当这个大学变成一流大学时，我们每一位老师的尊严感、学生的自豪感和员工的成就感都会大幅提升

说到管理人员的成就感，它有赖于这个学校整个校园文化的建立。管理人员的成就感与一所大学的校园文化，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大家一直觉得文化很难界定。有一次我接受采访，记者问我，“在你眼里，文化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的本质，就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梦想。一个人假如没有梦想，他就没有活力，没有朝气。同样，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大学，更是如此。交通大学的发展愿景，就是要把交通大学想做的事情，变成我们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梦想;到了2020年，我们要使交通大学的管理模式，从经验管理模式，逐渐向科学管理模式过渡。

“交大2020”的发展规划是从2007年开始启动的。我们刚开始制定这个规划的时候，也有一些老师想不通。他们担心，总做规划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你究竟想怎么做。我说，我们要做的发展规划，不是简单按照学科的发展规律做一个预测。这是一般的规划办法。对于交大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国家里的大学，我们要做规划，必须跳出现在所有的学科，先去问一下自己：2020年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与2020年的中国相配的、顶级的中国大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大学?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再去想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再去建立一个战略路径，把现在的发展基础和2020年的战略目标挂起钩来;与此同时，用全球的视野来发展，广聘天下英才。

这个规划出来以后，得到了全体老师的认可。虽然，我们做这个规划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做一个一般规划的时间，但在这个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它深入人心，变成了我们每一个老师的愿景。同时，虽然这是一个面向2020年的规划，但从2009年开始，我们已经一边做规划一边开始实施一些具体的举措，因为这已变成了大家的共识。这个规划除了我们的主规划以外，还包括了涉及教学、科研、后勤等方面的15个专项规划和我们31个学院、研究院的发展规划。

2007-2008年，我们做了两年规范化管理。以往，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其实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规章制度做支撑。所以2007-2008年我们先把这个工作做了。 2008年，我们重建了学术委员会，希望从根本上去构建起一个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相协调的治理架构。 2009年开始，我们把规划发展目标分解到每一年。此后就在这一年的完成情况上，制定出以后每一年的发展目标。如今，在每一位交大的院长和校领导的桌子上，都会摆一个交通大学的战略地图。这个战略地图清晰地告诉大家，每到一个阶段，每一个学院或者整个学校分别应该达到怎样一些目标。

过去四年间，交大老师的收入提高了四次。我们在未来四年里还要继续进行薪酬体系的改革。当然，这是和我们学校的整体改革结合在一起的。这就给了我们的老师以很大的信心。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愿景是，大学的发展与每一位师生员工都密切相关;当这个大学变成一流大学时，我们每一位老师的尊严感、学生的自豪感和员工的成就感都会大幅提升。此外，我们持续地推进了校园文化建设，优化了校园的交通设施，还为我们的老师建了更好的教工食堂。因为我们认为，当我们的老师可以自豪地带着朋友来交大吃饭，他们自身也一定会感到，自己在学校是受尊重的。

过去五年，交通大学走得很快很好，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大学过去五年的发展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发展。行政主导的发展效率高、决策速度快，但是它同样也有坏处。它的坏处在于，行政主导下的发展是一个简单的放大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正确决策会被放大，错误决策同样会被放大。所以面向未来，交通大学还要实现三大转变。第一，从行政主导的发展，转变成学术主导的发展。第二，要从“校办院”转变成“院办校”。现在是学校要求学院发展。未来，我们希望是学院要求学校发展、向学校要政策。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转变，就是要从“学校要发展”，变成老师和学生在交大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形成这样的格局，交通大学就会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解放日报》2014年3月17日)

作者简介：张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8年期间在英国牛津大学等国际著名教学、科研机构工作。1999年1月起回国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光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副所长，2003年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2006年11月至今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兼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17届、第18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