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温家宝总理向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7.5%。这一目标低于2011年GDP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也是自2005年来GDP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针对这一问题，记者专访了参加今年两会的委员和几位权威专家，对今年GDP增长目标下调的原因与重要意义进行了分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GDP增长目标下调正当其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分量大大加重，GDP增长目标下调正当其时。

　　梅新育指出，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率目标是需要考虑两项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其二是保证横向比较高于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与我国竞争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飞跃的目标。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之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当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当前危机的功能。

　　由此观之，当年在东亚金融危机黑云压城之际提出“保八”，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不仅能够提出简洁、鲜明、有力的目标口号鼓动全社会干劲，而且能够有条不紊地组织实现目标，这一点正是中国与印度等某些热门新兴市场的关键区别。由于“保八”及类似经济增长定量目标契合了历史阶段和国民深层心理，因此能够在中国社会发挥神奇的动员作用。与此同时，这样一个目标又是可以努力实现的。实际上，新世纪以来，除2000年、2001年两年外，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实绩都在9%以上，有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梅新育表示，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无需过度强调“保八”，而是可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了。

　　首先，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新增就业机会了。

　　其次，新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被西方舆论界捧为最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后发发展中国家印度去年年初一度热议经济增长率能否突破10%大关，从总理到财政部长概莫能外，去年第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长率却掉到了6.1%；更不用说发达国家普遍只有百分之一二甚至萎缩的预期增长率了。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率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坚持原来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难度和代价会进一步加大；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却仍然能够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它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

　　“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财富的问题缓解了许多，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分量大大加重，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正当其时”，梅新育说。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降低预期增长目标可为促转型调结构预留空间

　　辜胜阻表示，2011年我国政府经济工作最值得肯定的是增长速度在严厉房地产调控下实现9.2%，稳中趋缓，实现了“软着陆”，在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的环境下，避免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会急剧下行“硬着陆”的担忧。

　　辜胜阻指出，2012年适度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符合“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有利于在稳政策、稳增长、稳物价和稳大局这“四稳”的基础上为“加快转型、深化改革、改善民生”的“进”预留更多政策调控空间，保证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温总理也强调，略微调低增长目标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欧美发达经济体仍处于不确定风险之中，我国可能继续面临外需疲弱态势。

　　在国内，受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和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内外夹击的影响，实体经济“贫血”而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可能成为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辜胜阻说，在这一国内外形势下，适度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利于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引导各级政府更多地将注意力和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来，大力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的原因和意义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表示，GDP增长目标下调，是基于对客观状况的科学判断，也是对今后经济发展观念的正确导向。

　　基于对客观状况的科学判断

　　林贤郁说，适度调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对当前国内外经济走势进行客观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决策。

　　首先，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深层次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世界经济复苏尚需时日。严峻的国际环境将使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削弱。

　　其次，在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多重影响下，我国经济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出放缓趋势，GDP增长速度从去年第一季度的9.7%下降到第四季度的8.9%。这种状况已从客观上造成今年的经济增长面临较高的基数，难以实现更高的同比增长。

　　林贤郁指出，适当调低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趋势的。

　　对今后经济发展观念的正确导向

　　林贤郁表示，适度调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对今后经济发展观念的正确导向。

　　首先，有利于与“十二五”规划提出的GDP年增长7%的预期目标相衔接，有利于引导各地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提效益上来，有利于真正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目标要求。

　　其次，今明两年是地方党政换届的重要敏感时期。这种政治周期会形成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冲动。适当主动调低全国经济增长预期，对于正确引导各地力戒浮躁，防止大干快上，造成经济过热、结构失衡，用正确的政绩观看待经济增速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对于保持今年以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经济稳定、较快、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点讲，适当调低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的科学导向意义大于其他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ＧＤＰ增长目标下调为7.5%的科学性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确立为7.5%是具有科学性的。在李义平看来，这种科学性表现在：

　　1、一国经济起步初期，发展空间很大，也几乎不存在资源、环境瓶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平面上发展空间受限，资源、环境的压力随之加大，增长速度自然会适当放慢。

　　2、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必须适当慢下来，太快了会产生很多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失衡、内需和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速度与产业层次的失衡。我们必须通过适当的放慢速度调整这些失衡。

　　3、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单纯追求速度的模式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创新要成为常态，要跳出拼资源、拼环境的模式。假定GDP可以用秤称，我们一定要提高单位美元GDP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使 单位美元的GDP重量降低。

　　4、要保持CPI上涨4%必须降低经济增长幅度。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龚刚教授：“破八”体现中国迈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把2012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5％，明显低于往年的8％。龚刚教授认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迈入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龚刚教授中国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这与第一阶段的“二元”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前景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消化剩余劳动力，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减弱。

　　第二，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所谓增长是指产量的增长，而产量的决定取决于两大力量：供给和需求。从需求角度看，投资本身是一种需求，而且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自需求，即它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它需求。从供给（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角度看，投资本身也体现为供给的增加：投资通过建设新厂等方式提高了经济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投资意味着开工建厂，而要使新厂开工，必然要有新的工人入厂。于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本身并不要求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即使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其技术含量不高，只要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经济也会在高涨的投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因此，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也同样起到了消化剩余劳动力的作用。然而，在第二阶段，当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时，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因劳动力的短缺而无法运转，现实中，这具体体现为工资的不断上升，从而加速通货膨胀。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化使得传统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从而敲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警钟：当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完成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能来自于由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体制改革和技术的进步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三，在第一阶段，宏观调控可以主要体现为以投资需求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供给（包括劳动力供给和由高速增长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供给等）则不会对需求的实现形成有效的约束。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由劳动力短缺所形成的供给约束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将更多地转向供给管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本次增长率目标的“破八”不会象2004年那样为临时举措，它将作为长久的战略而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