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晚１１时３０分，海南东线高速路１２２公里处发生一起车祸。海南某公司的韩某被大货车挤压到护栏上两个多小时，万宁市人民医院的１２０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仅仅是摸黑简单地察看了一下情况，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车上了。韩某因失血过多，两小时后死亡。

    案例二：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９日下午，吉林乾安县某村８０余名群众去县政府上访，遭阻止发生拥挤，１６岁的少年陶汉武意外跌倒昏迷。“当时大家向县政府工作人员请求，让他们用手机给１２０打个电话叫救护车来，结果对方回答说‘没手机’。大家又请求借用一下县政府的固定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却说‘电话不好使’。孩子的父亲跪下，哀求工作人员帮忙叫救护车，结果，没有一个人理会或者吱声。”终因耽搁半小时后，陶汉武经抢救无效死亡。

    早在２００１年，３２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曾提出，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近日，以上两则消息又将“见死不救罪”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见死不救”这种最为极端的道德恶行，是否可以用法律拯救呢？该不该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呢？昨日，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我省的法学专家及市民。

    设“见死不救罪”没必要

    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贾宇认为，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一方面行不通，另一方面没必要。如果对事件中的旁观者不论身份、特定义务均按“犯罪”来罚，没有特殊性。这种所谓的“见死不救”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若事件中涉及的当事人是特殊身份，如“１１０”、“１２０”工作人员，及对当事者有监护义务的“见死不救”，可以用现行《刑法》进行量刑定罪，因此，没必要设立“见死不救罪”。而且设立这个罪名也缺乏可操作性，如果事件中有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看客”因没有特殊义务，而仅对他们的漠视行为一一定罪打击面太宽。

    之所以在社会中出现一些漠视生命的人，主要是道德沦丧的问题，“见死不救”就是极端的表现。改变这种现状主要靠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良好风气的树立，才能杜绝见死不救的现象出现。

    设“见死不救罪”是有可能的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研究生导师王健教授说，对于当前社会上许多人道德水准低，应该有一个必要的强制措施即法律手段来解决，从客观依据来说，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是有可能的。

    但王健教授也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可能会影响到了其他群体的利益，如果界定不好，会对他们的权益造成侵犯。

    王健教授建议对“见死不救罪”的犯罪主体进行严格界定，界定在合理范围内，使这个“罪”设立后能真正发挥作用，对一些被救助人群起到保护作用。如果界定好了，设立“见死不救罪”是可能的，合理的。

    市民观点对对碰

    昨日，西安市法律界人士及市民也对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刑庭付德清法官认为，从刑法结构来说，见死不救不足以构成犯罪。目前公民的道德水准和素质还比较低，设立“见死不救罪”不太适宜。

    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巨黎江律师认为，救助是个人修养问题，属道德范畴，法律不可能解决任何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而且“见”与“没见”很难界定。他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把法律与道德范畴混为一谈，无可操作性。

    家住菊花园的张先生在网上看到有关“见死不救罪”的内容后，专门给本报打来电话，极力赞成设立“见死不救罪”。他说，现在的人都各顾各，在别人遇到危难时，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应该用“见死不救罪”来制裁这些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如果您对设立“见死不救罪”有什么看法，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３１１０。

    本报记者 赵丽莉 实习记者 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