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以来，在国家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作用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上半年的各项统计数据也传达出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隐含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的反差，即：宏观经济形势好与部分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形成反差、出口大幅增长与外资实际到位下降形成反差、生活资料价格增幅下降与生产资料价格相对上涨形成反差、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好与股票价格下跌形成反差、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因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经济利益矛盾增多形成反差。为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半月谈》编辑部特举办专家座谈会进行深入解读。

一位女工在生产一级品丝线（7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刘广铭摄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5%，在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却出现比较大的回落。统计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19.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个百分点。

    万东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上半年，我国企业效益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应该看到，这种回落是基本适度的，是在连续几年高基数基础上的回落；同时工业经济效益与工业的增长速度还是相适应的。上半年的工业增长速度是16.4%，企业效益增长19.1%，效益的增长依然快于工业速度的增长。另外，工业效益的走势趋于稳定，并没有出现直线下滑的趋势。

    反差的出现反映出当前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强，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带有较为明显的“速度型”和“涨价型”特征。因此，一旦国家采取一些调控措施，企业效益就会比较明显地下滑。另外，企业效益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前几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生的“后遗症”有关。

    刘福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不必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经济结构要求我们，发展慢了不行，慢了就可能“翻车”，就像原来我们是走路，怎么慢都可以，现在骑自行车了，要有一个最起码的速度，否则就有“翻车”之虞。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今年经济发展形势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短期经济运行不会有大问题，用8个字概括就是：高位趋稳，稳中趋降。稳中趋降的降幅完全在合理的波动幅度内。

    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高达396亿美元，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引进外资实际到位资金下降3.18%。

    万东华：目前出口的高速增长，是近年来利用外资持续较快增长累积效应的表现，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比较优势进一步显现的结果。上半年利用外资尽管出现一些回落，但这是一种适度的回落，具体表现为：一是尽管实际利用外资有所下降，但是合同利用外资仍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862亿美元，增长19%，预示着下半年或者明后年还会保持适度增长。二是国内外各种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美国为了防止美元过度贬值，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美元回流。与此同时，也与我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有关。前几年许多地方片面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现在转向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对利用外资的数量有影响。

    刘福垣：我们的经济发展将来是靠外资拉动，还是靠内需拉动？我认为关键还要靠内需。中国经济就好像巨人拄着一个大拐杖，也就是“三外”———外贸、外商、外资。这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缺陷，因此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一旦失去拐杖，经济巨人可能就要趴下。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我国的投资率高是一个正常现象，原因在于我们的储蓄率很高。但相伴随的问题是，我们国内有这么多资金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呢？为什么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还这么快？这里有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因为地方政府只要把外资引进来就有了政绩，有了投资就有了财政收入。从全国来说，我个人认为利用外资的适度回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最主要不是缺资金，利用外资的关键是要利用好国外的技术和市场。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与去年同期3.6%、全年4%的涨幅相比，涨势可谓趋缓，这与生产资料价格相对上涨形成反差。

    万东华：这个反差确实存在。但是，上游产品价格对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是存在的，并不像有人说的“上游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下游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差，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个因素和现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有关。我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从三次产业来看，工业比重很大，尤其是重工业比重上升明显。这肯定造成对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就是投资消费比例的不协调。造成反差的第二个因素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增长方式。第三个因素和市场供求结构有关系。现在多数下游产品严重供过于求，但是上游产品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导致价格在不同环节表现出差异。第四个因素是部分上游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或竞争不充分，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尽合理。

    祝宝良：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在8%～9%之间，生产资料需求就会很大。由于我们正处于重工业化发展阶段，对国外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再加上印度等国经济也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占世界人口40%以上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肯定会导致国际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国际上原材料的价格降不下来，国内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很难有明显的下跌。此外，我国的高储蓄率必然带来高投资率，投资增长也会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刘福垣：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有抵触情绪，想方设法扩大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生产资料价格下不来。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各级政府。另外，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看待统计数据上的价格涨跌问题，更需要关注统计无法计算出来的现实的“三大短缺”，即社会保障短缺、教育短缺、住房短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内需的扩大。

    股市素来被称作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在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背景下，股票指数却连连下跌，二者形成了鲜明反差。

    万东华：我国股市行情之所以和经济形势出现背离，是因为股市本身存在一些弊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中央促进股市健康发展的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到位，股市会回归正常的轨道，它和经济好坏的关联度会越来越强。

    卢中原：我认为现阶段我国股市根本不能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因为现在的股市规模还很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起不到有效配置资本、灵敏反映宏观经济变动的作用。如果说股市跟宏观经济有关系，只是对居民消费行为可能产生影响。因为股市价格持续低迷的话，导致投资者财富缩水，自然会使股民的消费能力下降。如果股权分置改革顺利，上市公司质量提高，股市运作正常了，则应及时地把股市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视野里。

    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5%，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0.8和1.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因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经济利益矛盾增多形成了反差。

    万东华：首先，这种矛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我国去年人均GDP为1276美元，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会越来越强。其次，按照一般规律，在经济加速发展的现阶段，收入绝对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缩小。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普遍有提高，但确实有一部分人生活还比较困难，需要引起重视。另外，这与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人们的法制观念、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也有一定关系。

    卢中原：初次分配领域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体制内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并存。如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至今没有打破。此外还有非法的、灰色的、体制不合理的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如垄断行业，通过国家给予特权而不是自己经营，得到高额收入，这种情况必须改，否则老百姓不认可。另一方面，在体制外，由于要继续发展非公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经济，收入差距必然还要拉大。

    因此我认为再分配领域要贯彻的原则主要是维护社会公正，让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均等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千万不能混为一谈。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现在应当再加两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积极救助贫困弱势群体”。

    祝宝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如果体制外工人的工资10年不提高，那么老百姓怎么来分享我们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我认为，在保证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同时，要适当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使劳动者收入能够稳步提高。政府应该至少在社会保障、劳动条件、超工时加班费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否则的话，“十一五”期间要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一句空话。

    从战略高度认清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中长期发展。

    卢中原：2003年以来，我国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过度投资现象，这里面有三重原因。第一重原因就是结构剧烈变动。“十五”期间的结构剧烈变动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突出特点为由吃穿用的改善上升为居住和出行条件的改善。第二个层面是新兴主导产业群的形成，即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等产业迅猛发展，由此拉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第三个层面就是城市化水平的迅猛提高。这些是影响我们中长期发展的合理因素。同时需要看到，结构剧烈变动意味着发展空间的急剧扩大，也意味着原有的市场供求平衡和产业关联被打破，随着市场自发调节会形成新的平衡，但这一过程容易出现投资“一窝蜂”，带来比较大的社会代价。

    第二重原因是体制的缺陷。我个人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最关键的几个因素是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这五项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实质性动作，经济稳定发展就没有牢固的体制基础。

    第三重原因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根本转变。经济结构变动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结果由于体制缺陷，经济参数是扭曲的，一些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在加快经济发展中注意力不会主动放在提高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上，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刘福垣：判断经济形势，不能完全根据西方经济学给我们提供的几个指标，认为高了就好，低了就不好。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对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准确认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十分突出，在我国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发展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地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转变以GDP为核心的概念，去年GDP9.5%的增长速度不算低，它带动的就业如何呢？居民的消费收入增加了多少？这是最根本的经济形势。

    应该看到，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五个方面的反差现象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在转变过程中产生摩擦的重要表现，这说明旧模式已经没有余地了。东部发达地区所谓的发展效益下降，实际上是它原有的发展模式的边际效益变成负数，不转变增长方式不行，不转变发展模式也不行。从这一点看，我认为这五个方面的反差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有利于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苏娅 陆海燕 李秀丽 /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