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三年。这三年，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空间、发展手段、发展眼光、发展战略七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部署；这些创新部署及其实践，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将开辟出中国发展的新时代。  

    第一，明确了新的发展目标

    ２００３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开始涉入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进入利益多元化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的趋势。这些矛盾因素在“三农”问题、拆迁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等方面都有表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因素。中国社会如何向更高级发展的战略课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扩展为“四位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目标方向。

    实践已显示出和谐社会的公平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农业税的取消，个人所得税的修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工伤保险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的出台等等，为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利的框架。

    第二，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内部结构性矛盾也不断加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产出的弱点越来越突出，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如果不转变增长方式资金、技术、资源、环境等条件将难以支持中国经济列车持续高速奔驰。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２００４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载入保护私有财产、人权、社会保障、征地补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中国还相继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等与科学发展观相配套的理念。

    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除绿色GDP考核体系外，《环境评价法》、《清洁生产法》也将出台，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指标都将补充进去。一些发达省市率先开始修改只考虑单纯经济增长的现代化指标，深圳则重新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

    第三，增强了新的发展动力

    ２００３年新一届政府产生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当年８月通过了行政许可法，“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理念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服务型政府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型的全新方向。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４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业领域、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五个允许”一扫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中的政策障碍。

    2025年上半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解决股市遗留的重大制度难题。此外，《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已于去年颁布，《反垄断法》、《国资法》正在拟定。这一系列体现市场化导向的法律、法规，正在整体塑造市场经济的新制度框架。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速，为未来五至十五年发展奠定了新的体制基础。

    第四，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进入经济发展的高成本期。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对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在升级发展，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消费迈进。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引致的投资，特别是住房、汽车、电子类耐用消费品，娱乐、金融、交通通讯等服务升级，一些个人发展方面的需求不断扩展，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需求增加，创造出更大的更多的需求空间，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城市化加速发展，使社会流动和分层加快促成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扩大了中国经济新的发展空间。

    第五，运用了新的发展手段

    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引致的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各地相继出现了圈地、炒地的投机热潮，对重化工业的投资也开始加温。能源、原材料出现了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房地产价格进一步冲高。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注重采用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了主动调控，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由“积极”逐步转向“稳健”。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宏观调控使经济驶入新一轮上升通道。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央行宣布，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化宏观调控的汇率制度基础开始建立。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行政色彩正逐步淡化，间接调控手段、市场化方式正成为常态。

    第六、确定了新的发展眼光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０６年过渡期将结束。国内发展和对外活动的关系正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已不仅仅限于有形的国界，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磨合中，体现在国际组织的决议、条约和规则中，体现在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影响、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国际环境的应对中。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对国际问题的思考，对国内发展问题的思考，需要有“全球战略”的大视野。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中国国内改革正由面对国内旧体制的改革转向面向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中国对外开放正由强调中国特殊性的对外开放转向重视国际规范和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

    第七、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

    日益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成为世界关心的话题。上世纪９０年代早期至今，中国崛起在全球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负面者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水分论”等。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国内说中国是“军事威胁”、“经济威胁”、“能源威胁”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自主发展，需要找到一个明确的战略制高点。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

    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后，中国又启动了２０多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自由贸易合作正在由近邻扩大到周边甚至更广区域。

    中国还积极实践“负责任大国”的承诺。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应对危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向受灾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七个“新”，将成为“十一五”实践的一个新的起点。(记者:王海征 黄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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