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成效与缺陷兼有、希望与迷茫并存的现实，有的想走向过去，有的想走向未来”，对决策者的一些揣度和期待，正让位于对其具体治国方略的理解和运筹

    个税法听证，专家建议起征点5000元；中国整体竞争力下滑；“神六”最快10月中旬发射；北京楼市不存在观望期；油价调整要小步快走与 国际接轨;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组分赴各地调研；《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台，高度重视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9月26日，随便打开一家新闻网站，都能看到这些消息。一切看似平常，却蕴含着中国进入新的转折期的信息。

    “一个新的开始”

    按照既定安排，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十一五”（2006―2010）的到来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时期。中国究竟要走上一个什么样的新路途？能否给全世界关注中国的人展示一个清晰的未来，打消或者减少外界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与担心？

    “五年一次计划修编，看似例行公事，其实大为不然。尤其是编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重要转折，或说一个新的开始。它不只是计划改称规划、指令性质变成指导性质，以及指标、项目等事务性质或应用之类变化，更重要的是在涉及方向、轨道性质方面具有重要特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两年前，《瞭望东方周刊》在创刊号上写道：2002年的11月14日上午，温文尔雅的胡锦涛和他的八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事一起，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前。此时，全世界都在猜测：这些在革命战争结束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会把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向何方？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执政经验的丰富和执政理念的成熟，使“新领导集体”的“新”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三年前对决策者的一些揣度和期待，已让位于对其具体治国方略的理解和运筹。

    “本届领导层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面对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的辛鸣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深入，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与世界牵连，而国内的改革攻坚也碰触到了无法回避的体制障碍。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不久前载文称：“面对着成效与缺陷兼有、希望与迷茫并存的现实，有的想走向过去，有的想走向未来。”

    “盛世”需加上“太平”

    9月底，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发表了一篇署名长文，纵论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在浙江省，农民工已占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

    习近平开出的“药方”是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从保证其劳动所得，提供低廉住房、养老保障等社会服务，到关注其精神上的尊严和归属感。

    那些干着脏累活儿、拿着低工资的农民工，受到了空前关注。浙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温州人均GDP已达30000元。但是，习近平却忧虑着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这表明，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存在着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五千年来的盛世。在过去五年，即“十五”计划实施的阶段，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位居世界前列，人民收入稳步提高，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妥善处理了2003年非典危机，成功地实施了宏观调控，初步遏制经济发展中不健康的苗头。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中国正在变战略机遇期为“黄金发展期”。

    也有专家指出，通常经验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数字后，多种矛盾有可能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若处理失当，就可能面临失衡的危险。

    两年前，在《瞭望东方周刊》创刊号中，曾指出新一届政府面临一系列挑战。两年来，一些挑战变得更加明显，比如，农民增收难、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和能源制约、群体性事件增多、重大事故频繁、教育和医疗高收费、房价增长过快、就业难和汇率调整、贸易摩擦、新“中国威胁论”出现等等。

    国情问题研究专家胡鞍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是局部有所改善，形势不容乐观。改革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盛世”，但是在“盛世”之前加上“太平”两字，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本届领导层就位不久，“亲民”形象马上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总书记坐上百姓炕头包饺子，总理在煤井下和矿工共度除夕，人们思考：这一重新回到公众视线的风格代表了什么？

    人们注意到,“亲民”落实在国家发展方略上,是对人民福祉的重视,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视,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民主法制，认真解决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等等,都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很关键的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要运筹如何把中国从盛世带向“太平盛世”。

    具有标志性的转变

    五中全会本身被认为极富标志性意义――首次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计划”二字去掉，改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规划”。

    叶笃初说，“一句话，也就是彻底摆脱原有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以及相应社会发展窠臼，而追求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活力。”

    会议的一条主线，即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两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科学发展观具体表述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参与“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一位负责人，以一种不多见的特别明快的语言表述：编制的出发点，要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五”规划被认为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是一个“民生的规划”。体现民意，集中民智，亲近民生，是规划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的创新。

    北京大学政治学者李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应当一手是建设和谐社会，集中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一手是加强执政能力，为建设和谐社会作保障。”

    有学者这样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同样是政绩。”

    在经历了非典冲击、宏观调控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旧保持了2003年10%、2004年9.5%的高增幅。但也有人认为，投资拉动仍占了很大比重，而且，经济效率不高，资源浪费严重，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那么，“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会以什么速度增长？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在猜想的问题。有专家预测，未来经济增速可能调低到9%以下。

    胡锦涛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们注意到，“平稳”两字的分量。

    建设“创新型国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方针什么时候都不会动摇，“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理由来改变它，都是极其危险的。”有学者这样说。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否则化解就业难题、社会稳定问题等挑战的难度就会更大。

    在“十一五”期间以及更远的将来,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只是,不能再沿用以前的发展模式了。要通过对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来增强发展的后劲。

    据了解,“十一五”规划将突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做到节约、清洁、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两年前，创刊号的《瞭望东方周刊》曾发表《中国软肋的暴露》一文，对中国的发展提出预警。当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表明:中国国际竞争力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而两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国际竞争力又一次传出下滑的消息。

    当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的卢佩斯·奥古斯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从长远看，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是技术创新。”奥克斯都说，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科技进步却不快。中国的技术排位非常低。

    五中全会会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作出安排。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三种能力将被得到强调。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一道，都被认为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内涵。

    决策者认为，未来中国应是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都会得到空前提升。

    确保形成共识

    8月中旬，央行在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建议取消房屋预售制度。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随即公开发表“万言书”，质疑央行报告“逻辑混乱”、“荒谬”。

    任志强毫无顾忌地与央行“叫板”，令人侧目。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反对央行这项建议上，成为了无声的后盾。

    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严厉批评一些地方政府不落实中央的教育政策，也引起舆论热议。

    今年2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明确提出，“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确保政令畅通。”

    “‘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被本届政府反复提及，这在2004年中央政府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之后尤为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着力推进之时，邓小平就曾强调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显而易见，将“确保政令畅通”明确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表明中央已经注意到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2004年下半年，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地方和部门不讲真话，‘欺上瞒下’，这是我党最大的危险。”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统计外的收费收入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这些通过部门进行的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刚刚公布的审计报告表明，去年预算执行，商务部曾虚报五亿，民航总局私存八千万，外交部等挪用财政资金，教育部门乱收费1.54亿。

    有政治学者认为，如何打破业已形成的利益框架，使中央政令畅通无阻，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届五中全会，被认为是“进一步统一思想的会议”。

    三年来，中央领导层十分重视统一思想。胡锦涛率先垂范，多次到革命老区，到最贫穷的地区视察和调研，告诫全党，中央将用什么理念、什么方式治理国家。胡锦涛本人还在广东给最基层的党员上党课，讲“五个统筹”的具体内容。

    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作了一个讲话。有评论说，这个讲话是他代表中央第一次全面地阐述治国思想。

    8月19日至23日，胡锦涛在河南、江西、湖北考察工作，主题是“就‘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调查研究”。他继续强调统一思想。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一致认为，胡锦涛的这一行程，是为接下来的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吹风”，并了解各地的意见，实地观察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

    他强调，要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

    “共和国一代”登上历史舞台

    2004年12月初,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易人为序幕,新一轮省部级干部调整启动。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三个月后的这波人事变动，涉及八个省(区)、两个国家总局、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

    省部级官员的变动一般是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个调整周期。而这次的人事更迭发生在党的十六大与十七大之间。

    其中，也有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如徐光春卸任广电总局局长，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调任广电总局局长。

    2005年7月，又一次动作颇大的高层人事任免公布，六位省部级官员职位变动，涉及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中央部委，以及山西、湖南两省。

    外界注意到，这次调整涉及的省部级高官大多数没有完成原有职位的任期。

    中国高层干部变动的另一个信号是，经济、社会管理型官员在决策层中增加。统计显示，2003年“两会”以后，中国的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学历的已占多数。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官员学历背景变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共和国一代”成为执政的生力军。

    李克强、张宝顺、袁纯清、宋秀岩、李源潮等都是“共和国一代”，几乎都刚过40岁即获副省部级高位。

    目前，在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中，“共和国一代”已遍布三分之一的省份。

    学者分析，“共和国一代”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77、78级大学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在80年代初甫一毕业就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他们大多数人也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普遍具备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并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与中央保持一致。

    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

    人们注意到，在“十一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除有相关机关、组织参与外，还出现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身影。这在广义上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不少地方、部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互联网，发布有关国家、地方或部门编制规划动向，征求群众对规划的意见。截至今年8月下旬，网上有关“十一五”规划的信息，已经接近100万条。这开创了中国规划史上的先河。

    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把公众参与视作人民应有权利。他说：辽宁在制订规划中，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进一步畅通社会公众参与规划编制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规划编制的权利。

    人们十分关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

    胡锦涛最近强调，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就“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发表专论。文章称,中国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能仅仅讨论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研究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

    9月初，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载文称：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

    文章说，按西方政治学的见解，抗战时期的延安和敌后革命根据地根本就不具备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选民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经济文化条件极其落后。但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到总数的80%。

    过去的三年里，民主实验实际上在渐然推进，有的产生了社会反响，比如，本刊报道过的湖南罗田党内民主实验、成都新都区的“阳光政府”实验、四川雅安的直选实验。

    广东、江苏、海南等省对于地市级正职领导干部实行票决制，由过去通行的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变为了省委委员全体投票表决，现场生效；河南省决定凡涉及重大决策的党委常委扩大会，要邀请若干名党代表列席；浙江杭州市纪委尝试公开审理党员违纪，进一步保证党员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申辩权。

    最近，有报刊引用1956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还说，他只喜欢进步的中国，而进步的中国的涵义当然包括民主政治。

    国内外大棋局形成

    9月初，胡锦涛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峰会上发表了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演讲，并提出五项措施，承诺大手笔援助发展中国家。

    几天后，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在北京发表了共同声明。这是中国首次成功调解重大国际冲突。

    国际舆论认为，这都显示出中国正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正朝着世界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迈进。

    分析家认为，要应对新的国际形势，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战略上实施“韬光养晦”的同时，外交上也需要“有所作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应该说，新的政府和领导集体采取了更有进取心、更积极的姿态，而这与韬光养晦并不矛盾。”

    他分析说，判断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保证国内中心任务的顺利实施，而不是表面上的“硬”还是“软”。

    王缉思认为，本届领导集体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非常成功，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成熟的认识，对内对外政策和谐一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基本态度是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是中方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在处理中欧关系上，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以及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过去三年来，中国政府积极而灵活策略亦引起关注。

    王缉思说，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而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会带来国内政策的变化。“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更是越来越紧密，‘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大棋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