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时报》25日发表评论文章说，此次金融海啸中，“社会主义”被广泛使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双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中国需要警惕这种思潮带来的某种醉意，可能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启动政治改革带来麻烦。因此，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机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中国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何处。

　　文章摘录如下：

　　在跌荡起伏的金融海啸中，“社会主义”被广泛使用。在西方，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国学者视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金融家说“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每个都成了泥菩萨”的现实，一些人发出金融海啸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疑问，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无遗”；一些评论家欣喜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思，说他们开始严肃分析和讨论“为何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这些言论都不算主流，而且双方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但中国更需要警惕这种思潮带来的某种醉意，可能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启动政治改革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机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中国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何处。

　　同一词汇不同意蕴

　　西方人和中国都在讲“社会主义”，但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指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而一些中国人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传统社会主义。从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顿生疑窦，以及对“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旧词新说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甚至语言体系都很落伍。

　　西方人所讲的“社会主义”概念，不是十九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从政治上看，就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确保每个人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保证人权和公民权，在和平的世界中实现自由、平等、团结、法治、民主等原则。从经济上看，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把投资、生产、分配、财富分享置于政府掌控下，把公民权置于财产权至上，实现社会公正。

　　所以在金融海啸中，西方人所言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是指经济国有化，是对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是学局部，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另外，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也有盲点，只看到了大城市的繁荣而无视乡村故事，“我们都是中国人”主要还是指“城市中国人”。

　　中国成就在于引“资”

　　在中国，人们对西方人在金融危机中“向社会主义迈步”、“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对于后者，要特别警觉，很可能会形成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阻力。

　　中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之所以没有“伤筋动骨”，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就在于实行了对外开放，进行了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不管“姓资”、“姓社”地引进了文明成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财富的积累。经济市场化、产权明晰化、企业股份化、住房商品化等等，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创制的有效方式。邓小平以务实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启蒙国人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刺激了人民的创造精神，提高了生产力，使单一计划体制变成混合经济体制。

　　中国执政党最见智慧的是，在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同时通过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货币实行管制，能源价格由政府设定，金融、交通、航天、电力、环境治理等仍由国家掌控下的企业主导，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无需讳言的是，其中也存在市场化改革尚未深化的问题，某些产业的垄断尚未进展到改革阶段。

　　推动改革健全体制

　　中国人实际上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诚心的颂歌，而要借鉴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搞好本国的改革，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

　　中国同样面临“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也要在穷富之间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是再社会主义、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因此，中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冰)

　　来源：中国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