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朋友圈中刷屏的是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的安珀警报终于上线了。 

安珀（AMBER）警报，America's Missing： Broadcasting Emergency Response，即“美国失踪人口：广播紧急回应”的缩写，同时，也是1996年在美国德州阿灵顿被绑架杀害的九岁女童安珀·海格曼Amber Hagerman的名字。

在安珀·海格曼遭到绑架、强暴并杀害后，附近的社区民众得知当地法律机关拥有某些讯息，可能帮助在安珀被绑架后的短时间内得知她的所在位置，但相关单位却无意发布这些资讯。于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民间力量推动的安珀警报系统实施，通过广播、电视台、电子邮件、高速公路电子告示牌等发布警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也通过手机短信发送，警报内容通常包含被绑架者的描述、绑架嫌犯的描述，以及绑匪车辆的描述和车牌号码等。

孩子失踪，越早介入，就越容易找回，所以预警的意义在于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启动最大搜寻力。在安珀系统的帮助下，美国失踪儿童寻回比例高达97.7%。此外，英国、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马来西亚等国家也相继建立类似的快速寻找走失儿童的社会机制。在欧盟甚至建立了跨国界的儿童失踪应急响应系统。印度也已于2000年，由民间机构发动32万捐款人建立了类似系统。

中国的传统有着对男孩，对传宗接代的强烈偏好，这使得中国儿童拐卖是一个长久存在，甚至是基于文化传统的社会问题，拐卖儿童数量极大，家长对人贩子的痛恨极深，这一点从前不久“人贩子一律死刑”在朋友圈刷屏可以见一斑。所以，中国比国外更需要这个系统。

相对于安珀系统，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等共同发布的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在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帮助下，不但有图片等多媒体资料，还可以在儿童失踪后，基于LBS定位技术，逐次按时间扩大发布范围，说人贩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不为过。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当地方宣传部门还在歌颂一个被拐卖妇女的自我放弃与牺牲的时候，民间机构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可以说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足以令相关部门汗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这个系统还不够好。有人质疑这个机构的公信力与对隐私的保护。从目前的情况看，现在的情况的确还有提高的空间。

CCSER的运营方，是NGO组织“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该基金成立时间不久，仅仅半年，资金实力不强，其负责人背景不够清晰，资历不足。而且，“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收集的用户隐私资料也有过多的嫌疑——除了孩子的特征，也包括家长姓名、身份证号、电话、手机号、家庭住址等等。

更何况，防止拐骗儿童，的确需要国家的强制力介入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美国Scripps 公司观察了在2004年期间于美国发布的233件安珀警戒，发现大部分的警戒并未达到司法部的发布标准。其中117件是“家庭绑架”，通常是父母争夺监护权所致；有48起仅是儿童离家出走，或牵扯到家庭误会。比如，儿童在祖父母家。此外，还有恶作剧，目击者误会等情况，仅有70件是儿童被陌生人带走的违法行动。

为了避免屡发错误警报而让这个系统被人忽略，美国司法部发行了相关指引：司法机构必须确认绑架实际发生；儿童必须有受到重伤或死亡的危险；必须要有被绑架儿童、绑架嫌犯、或绑架嫌犯的车辆详细描述资料来发布警报；被绑架者必须是17岁以下（包含17岁）的儿童。

可以想象的是，中国的CCSER上线之后，如果仅仅靠民间组织的力量，将会很快淹没在“小孩去邻居家玩了”，“在超市走丢了又找到了”，“夫妻离婚争夺孩子”等等无效的警报之中。“烽火戏诸候”的事情不断发生之后，志愿者必然会厌烦并抛弃这个系统。

实际上，CCSER平台负责人就表示，如果注册用户发布的信息不符合系统规则，比如虚假消息，除了后台将此ID列入黑名单，排除出互助平台之外，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有立法支持和公安机关的更多支持，对违法行为可以查处，负面影响会小很多。对于恶意发布警报的人，就可以进行强制性处罚，也可以调用公安部门户口登记，来核实孩子的真实情况。

除了预防假警报，国家的介入还可以使这个系统变得更高效。因为，对于中国的安珀警报，仅仅是志愿者是不够的。代表国家力量的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员更为重要，比如，地铁安检员、火车站安检员、列车员、长途汽车司机、高速公路收费员、警察、旅馆、酒店的工作人员。这些关键位置上的人更为高效。

技术改变生活，中国版安珀警报如果应用得好，完全可能改变中国打拐的局面。但是，技术终究需要依靠人，没有人的能动性，再好的技术也会成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