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是要有自己的精神、理想和气质的。一个拥有人口占世界1/5多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了60多年时间，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完成了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转变。在这个史诗般的进程中，贯穿的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理想和气质，就是中国自信和蒸蒸日上的国风。

什么是中国人的自信?如今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自信不能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的物质财富上，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等精神层面上。在长期实践和国际比较中，人们不断提高对自己道路、制度和理论的理解力和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别力，进而转化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冷静、沉着和定力。这种带有深厚理论气质的自信，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来自道路的自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人类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始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各国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二是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国际上如何共处。中国道路对这两大问题作出了鲜明的回答。

冷战刚一结束，在“历史终结论”的一片喧嚣和躁动声中，中国是保持清醒和冷静，不为所动、不为所惑，沉着应对，坚定把握自己发展道路的为数不多的国家。这源自中国对自己道路的定力和信心。新中国在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顶住各种压力，独立自主地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大幅度提高了世界民生指数。设想，13亿多人口的中国如果仍然是解放前的状况，世界民生指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过去几十年，全球减贫成就的70%来自中国。6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5岁，中国拥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在国际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领先百年的美国。

再对比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是在坚决摒弃对外扩张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和消化压力的方式，走出的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对霸权主义文化深入骨髓地予以蔑视，明白加害于人的现代化道路不能走。中国现代化道路一不靠偷，二不靠抢，三不靠打，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学习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人没有理由选择其他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道义和精神上充满自信。

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是多样道路共处的正道。中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世界上不同发展道路国家和地区间关系的处理探索出一条新路。多样道路之间如何共处，是当今人类文明和国际思想界的一个困惑。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政要和学者们分别为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出了“文明冲突论”、“霸权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普世价值论”等处方。中国人对此怎么看，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外交场合引用《中庸》典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相互尊重、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主张。在多样文明多样道路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这个问题上，“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互相讨伐”，都不是好办法。“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视清高、封闭自好不可取;“道不同，互相讨伐”的“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霸权和平论”，已经一次次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中国人的自信和智慧在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秉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精神，也就是谋发展、促和平，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一条文明之间和谐共生的正道。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之所以得到许多相关国家积极回应，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将自己的倡议与对方的需求对接起来，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利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最初成立时，外界认为金砖国家内部差异巨大，能不能粘合到一起，不乏持怀疑态度者。事实上，金砖国家之间关系已成为新兴国家合作的一个典范。这表明，各国虽然道路不同，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共谋发展来相向而行，实现共生不害、并行不悖。

来自制度的自信

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对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理解能力，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走向成熟和稳定的重要表现。中国人的制度自信，表现在对自己制度的坚持和日趋成熟的制度观上。

在本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才能行之有据、行之有效、行之长久，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既有对近代中国因照搬外来制度而导致的种种失败之警惕，又有对当代不少国家因输入西式民主而导致的种种恶果之同情，在反复实践和国际比较中，形成了只有扎根本土国情民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制度观。

一个国家行之有据、行之有效、行之长久的制度，总是扎根于深厚的国情民风土壤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的改革完善，再到2020年左右制度体系趋向成熟和定型，这套制度体系扎根于中国、内生于中国，代表着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在反复比较和实践中，以及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没有比这更适合中国独立富强的制度，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这套制度，选择其他外来的制度。

世界多样制度相处应当坚持“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包容态度。某些西方政要将制度傲慢变成制度歧视，甚至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采纳移植其制度，就会实现持久和平。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普世价值论”是这种制度观的代表。20多年过去了，这股思潮在政治实践上带来的悲剧正在世界各地频繁上演着。世界到了应该反思、摒弃这种制度观的时候了。

中国人在制度上的自信，体现在站在人类多样文明的高度看待不同制度相处问题。中国人深知，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适合自己的制度对他国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因为自己的制度好，并不意味着他国的制度就是坏的。中国人尊重别国基于历史和国情自主选择的制度，反对有的国家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他国。针对中国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西方有股舆论认为中国是在反西方价值观，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中国人反对一些人借外国制度否定本国制度的肤浅制度观。一个良好的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干涉的制度观基础上。为此，大国不应该致力于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而应该致力于治国理政的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中国人这种自信的制度观同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道路观是一致的。

来自理论的自信

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日趋成熟。有的国外学者坦言，正是由于有了成熟的思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胜利，不少发展中国家恰恰因为缺乏明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所以难免走弯路。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的自信，来自坚持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发展征程中问题的清醒认识。从革命阶段到建设阶段思想的成熟，再到改革阶段理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的思想理论成果，都坚持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既善于积极总结正面经验，也敢于纠正实践中的失误和错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熟还在于直面问题、勇于改革的勇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很清楚，他们毫不回避问题，而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今天的世界，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改革问题上各国可谓千姿百态，故步自封者有之，举步维艰者有之，瞻前顾后者有之，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60项重大改革任务的部署和举措，表现出惊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中走向强大，在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经验总结中促进治国理政思想理论走向成熟。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逻辑，可以进一步提高执政自信。再过6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有人说，中国奇迹的密码在中国共产党;也有国外人感叹，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了解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不能按照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提供的政党逻辑来理解。在西方长期的宣传及其政治学知识的传播下，一些人形成格式化的教条认识，认为多党轮流竞争才是民主，一党执政就是独裁。实际上从国际比较和实践来看，多党轮流执政之下有专权，一党长期领导之下有民主。因而，以政党多寡作为判断民主政治的标准，在逻辑上是非常荒唐的。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和实践转化为更多人自觉的认同，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将中国研究深化到中国共产党上，有的关注民主集中制，有的关注人才选拔制度，有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决策制度，有的研究永葆活力的方式，也有的从一般政党学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性和借鉴性意义，等等。中国共产党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从历史、人民、文化、实践、世界的维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和实践。

 (来源: 《求是》2015/19)